是谁一手缔造了杭州这座城市?

一本正经说历史
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城市,不管是其文化底蕴还是那些美丽的传说,都让这座城市极富魅力。杭州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南宋的都城,盛极一时。不过,你有是否知道,是谁一手缔造了杭州这座城市?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再次分裂,这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十国之一的,地狭国小,三面受敌(西北有吴国,后为,南有闽国),领有十三州一军,即杭州、越州、湖州、温州、台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秀州、苏州、福州及安国衣锦军,号称十四州的版图,范围在今浙江和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带。人们常用唐末、诗僧贯休的诗句“一剑霜寒十四州”来形容吴越国的疆土。吴越国以杭州为统治中心,名西府或西都,实即国都,领有钱塘、钱江、盐官、、富春、桐庐、於潜、安国、新登、横山、武康等1l县。又以越州为东府,或名东都。
福瑞尔美术馆的《西湖清趣图》局部
经过时期的城市建设,五代、宋时新兴的都城往往在前朝地方级城市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改建,升级为都城,新城的形制和规模会受到之前旧城的制约和影响,汴粱、南宋临安均属此类由府州级地方行政机构转变为全国行政中心的典型案例。杭州建城可以追溯至隋代,而官式建筑群的始建则可追溯到唐时的州治,五代吴越国时期以其为都城,则是第一次以国都的形制来建设杭州城,这也是杭州城的一个关键性的建设阶段。从文献记载看来,后来的州治大部分主要建筑均因袭吴越国治,建设不多。
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出生贫微,行伍起家,在唐末到五代的动乱时期,屡建战功,平息两浙战乱,维护地方安宁。唐光启三年(887年),钱镠被授为杭越管内都指挥使,兼任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年)。升为镇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润州刺史,成为杭州等地的实际统治者;乾宁三年(896年),俘获在越州称帝的原上司董昌后,被封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天复二年(902年),受封为越王;天事占元年(904年),受封为吴王;开平元年(907年),被封为;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受封为吴越国王,建都杭州。
“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使吴越百姓免去战乱之苦,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钱镠还凿平钱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使吴越国“富甲东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五代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盖当隋时杭城苦卤,水咸难饮”,自唐邺侯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钱王又“凿井九十九眼以泽民”。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锈开的,故称钱王井。钱镠第七子元瑾命金华将军曹杲,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另设置龙山、浙江二闸,“以大小二堰,隔绝江水,不放入城,则城市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
钱镠审时度势,推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国”政策,力求自保,并向中原“正统”朝廷纳贡称臣,争取支持,使百姓在战乱时代稍享安乐。直至978年,钱弘俶(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灭,钱氏三代五王始终贯彻这一政策,都城杭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各个方面也不例外:为保境而扩罗城、修夹城;为安民而筑海塘、治江河、浚西湖、凿井池,建佛寺等;为加强与中原朝廷和外界的联系,在陆路被邻国封锁后,凿礁石、辟航道,发展海上交通。
吴越国的城市和建筑营建,可分为性和制度性两方面:
(1)外修罗城,内建子城:五代军阀混战,藩镇势力彼此制衡削弱,出于很强的军事防御需求,城市营建主要表现在多次扩建和新建外城城墙,最终形成了非常富有特色的“腰鼓城”形态。而子城的重建,也源自一次暴动。 (2)营国之前,开府置官,其治所的规制介乎郡治和皇宫之间,只称镇海军使院,奉尊中原,不称帝,不立年号 ,不发明堂,扩建城墙和营建子城名义上还是奉诏而为,并不称皇城。而建国之后,数次大修台馆,营建宫室。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吴越国对子城及子城内使院宫室的营建大多集中在唐已灭亡、取而代之成为中原正朔以后的头二十年内,略晚于罗城的营建。其中,第一次营建是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的镇海军使院,第二次是十年后,唐刚刚灭亡,钱镠便在梁太祖的支持下筑子城,三年后并“广之”。这两次营建时间间隔非常近,第二次筑子城未必有大的改动,但由“镇使院”到钱王宫,其象征意义上却有了质的飞跃。
钱镠 资料图
江浙一带的人们善经商,浙东之地冒出了一个“宁波帮”,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但它的先行者是谁?可能还很少有人知道。在钱镠及其继承者统治吴越国期间,中原地区由于列国纷争战乱不断,与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一度中断,而吴越国则凭借其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积极发展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据文献记载,古代的、、和阿拉伯等国家,都曾与吴越国有过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其中,吴越国与日本和的交往尤为频繁。
吴越国时期(907年一978年)上先后存在有、后百济和高丽等国,吴越国与这些国家都曾有过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据《新五代史》卷六十七记载,吴越国建立之初,钱镠就“遣使册、勃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吴越国建立后,钱镠及其继承人曾经多次派遣使节前往日本,积极增进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中日之间往来不便,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最初是通过民间进行的。当时前往日本经商的吴越商人,其著名者如蒋承勋、蒋兖等人,都曾充当吴越国的使节,例如:蒋承勋于公元936年、953年两次携带吴越王的信使出使日本,并把丝绸、绢、绵羊等礼物送给日本朝廷。鲍置还曾带去孔雀等珍禽献给。据史书记载,数十年间,就有14次民间商船于中日两国之问,当讨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几乎都是从吴越国去的。
提到贸易,又不得不提一下,钱家人对江海塘的兴建。杭州地处钱塘江之滨,闻名世界的浙江潮虽给人们增添了奇景壮观,然而也给当地居民带来灾难。从城南秦望山到今海宁约有十八堡的数十万亩田地,常常是“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唐末杭州刺史崔彦曾,在城区东南修筑过五里长的“沙河塘”,但是由于规模较小,未能阻挡潮水的冲击,消除潮患。
钱氏捍海塘结构示意图
吴越建都杭州,潮患就成为直接影响吴越国的财政收入和政局稳定的重大课题了。开平四年(910年)八月,钱镠发动民工在候潮门、通江门外一带兴建一条长堤。先在离岸二丈八尺的范围内,打下木桩六层,每层中间又充实装有石头的竹笼与泥土,交错密排,堆成泥塘。泥塘之外,又植“棍柱十余行,以折水势”;泥塘之内,再筑石塘,使之牢固。这条从六和塔至艮山门的堤塘,由于民工的努力,只花了三个多月就完工了。后人称这条海塘为“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随后,泥沙渐积,堤岸益固。在石塘附近“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
相传,吴越国王钱镠又开凿了钱塘江中的“罗刹石”(石滩),使江运畅通,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兴盛。“舟楫辐辏,望不见其首尾。”越国与日本、高丽等国发生的贸易关系便是以此为依托。候潮门外的椤木桥所用的椤木,就是从运来的。
两浙成为中国佛教中心是从吴越国开始的。唐时吴越地区的佛教已经相当发达,入宋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各个宗派的融合。这种融合在法眼宗延寿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佛教宗派的融合能在吴越国的土壤上实现,与吴越国各种宗派的聚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吴越国的艺术,有很多记载表明钱氏子弟能书能画,但他们的作品无一流传至今。现在,引起人们注意并能代表吴越国艺术成就的倒是那些佛教雕刻,今人对此有很多的介绍。中国的石窟造像和摩崖龛像到唐时在数量上、艺术上都达到了最高峰。但当时的遗物,大半集中在西北和。到了五代以后,北方凿窟造像的风气开始衰微;但在杭州地区,留下了不少从五代到元的数量丰富的造像。
吴越国造寺极多,杭州的寺院分布尤为密集,还出现了一个颇负盛名的建筑专家俞皓,这种建筑经验的取得,是与佛寺的大量兴建分不开的。对《咸淳临安志》所列寺院进行统计,明确在钱氏统治时期修建的有395座,加上前代遗留的91座,杭州境内共有寺院486座。这些寺院往往容纳僧众极多。
吴越国这种浓厚的佛教气氛的形成,一方面与南方地区由来已久的淫祀之风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吴越诸王竭力倡导的结果。五王之中,尤以钱俶为盛,在他的统治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钱俶为延寿《宗镜录》作序.云:“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门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可见,虽说是三教并重,钱俶却将释教置于第一位,佛教是儒、道二教之宗。五代十国时期,崇佛的君主大有人在,但从无一人将佛教提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钱镠对佛教的尊崇还局限于初级的迷信,那么钱俶已将它作为吴越国的国教了。
吴越国国境图
吴越崇佛的一大结果便是佛教人口的膨胀。如前所述,在钱氏政权创立的初期,军人在人口构成中占重要比重。到吴越同的后期,僧侣在吴越国的人口构成中占据极大的比重。
据同书卷二六《温州雁荡山愿齐禅师》,开宝五年,长子在西关建光庆寺,访求得禅众三百人同入新寺。又据《景德传灯录》卷一九《杭州龙兴寺宗靖禅师》,宗靖住龙兴寺,“有众千余”。据《景德传灯录》卷二五《杭州永明道潜禅师》,道潜说法,“众常五百”。吴越国到底有多少僧人,今已无法确知,但凭上述数则记载,其国僧侣人数之多,是可以推想而知的。
钱氏统治杭州时,虽然社会经济有了发展,但对人民的剥削十分残酷,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自(钱)镠世,常重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般,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薄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甚至在西湖里,也要交鱼税。劳役更重。据《五代史补》卷记载:“钱镠封王后,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有人用白石灰在府署大门上偷偷地写诉苦诗:“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表示对钱氏无止境劳役的强烈不满。
参考资料:《三吴都会 古代杭州城市建设 》 陈洁行,张务德;《古都开封与杭州》 李路珂;《南宋都城临安研究》 林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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